这篇文章节选自《汉书·食货志》。汉文帝十二年，晁错鉴于资财匮乏的现状，向文帝上了一份奏折。这份奏折分析了资财不足的原因，也就是“地有遗利，民有余力”，继而提出了贵粟、固边的政策，认为这样做才能保持国家富强、人民安定。

论贵粟疏 #

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，非能耕而食之，织而衣之也，为开其资财之道也。故尧、禹有九年之水，汤有七年之旱，而国无捐瘠者[1]，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[2]。

今海内为一，土地人民之众不避禹、汤，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，而畜积未及者，何也？地有余利，民有余力，生谷之土未尽垦，山泽之利未尽出也，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。民贫则奸邪生。贫生于不足，不足生于不农，不农则不地著，不地著则离乡轻家[3]。民如鸟兽，虽有高城深池，严法重刑，犹不能禁也。

夫寒之于衣，不待轻暖；饥之于食，不待甘旨；饥寒至身，不顾廉耻。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，终岁不制衣则寒。夫腹饥不得食，肤寒不得衣，虽慈母不能保其子，君安能以有其民哉？明主知其然也，故务民于农桑，薄赋敛，广畜积，以实仓廪、备水旱，故民可得而有也。

民者，在上所以牧之，趋利如水走下，四方无择也。夫珠玉金银，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然而众贵之者，以上用之故也。其为物轻微易藏，在于把握，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。此令臣轻背其主，而民易去其乡，盗贼有所劝，亡逃者得轻资也。粟米布帛，生于地，长于时，聚于力，非可一日成也。数石之重，中人弗胜，不为奸邪所利，一日弗得而饥寒至。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。

今农夫五口之家，其服役者不下二人，其能耕者不过百亩，百亩之收不过百石。春耕，夏耘，秋获，冬藏，伐薪樵，治官府，给徭役。春不得避风尘，夏不得避暑热，秋不得避阴雨，冬不得避寒冻，四时之间，无日休息；又私自送往迎来，吊死问疾，养孤长幼在其中。勤苦如此，尚复被水旱之灾，急政暴虐[4]，赋敛不时，朝令而暮改。当其有者，半贾而卖，亡者取倍称之息。于是有卖田宅、鬻子孙以偿债者矣。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，小者坐列贩卖，操其奇赢[5]，日游都市，乘上之急，所卖必倍。故其男不耕耘，女不蚕织，衣必文采，食必粱肉，亡农夫之苦，有阡陌之得。因其富厚，交通王侯，力过吏势，以利相倾，千里游敖[6]，冠盖相望，乘坚策肥，履丝曳缟[7]。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，农人所以流亡者也。今法律贱商人，商人已富贵矣；尊农夫，农夫已贫贱矣。故俗之所贵，主之所贱也；吏之所卑，法之所尊也。上下相反，好恶乖迕[8]，而欲国富法立，不可得也。

方今之务，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。欲民务农，在于贵粟，贵粟之道，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。今募天下入粟县官，得以拜爵，得以除罪。如此，富人有爵，农民有钱，粟有所渫[9]。夫能入粟以受爵，皆有余者也。取于有余以供上用，则贫民之赋可损，所谓损有余、补不足，令出而民利者也。顺于民心，所补者三：一曰主用足，二曰民赋少，三曰劝农功。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，复卒三人[10]。车骑者，天下武备也，故为复卒。神农之教曰：“有石城十仞[11]，汤池百步，带甲百万，而亡粟，弗能守也。”以是观之，粟者，王者大用，政之本务。令民入粟受爵，至五大夫以上，乃复一人耳，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。爵者，上之所擅，出于口而无穷；粟者，民之所种，生于地而不乏。夫得高爵与免罪，人之所甚欲也，使天下人入粟于边，以受爵免罪，不过三岁，塞下之粟必多矣。

注释 #

[1]捐瘠(jí)：饿死的和瘦弱的人。

[2]畜：通“蓄”。

[3]地著：安居在一个地方。

[4]政：通“征”。

[5]奇赢：高额利润。

[6]敖：通“遨”，游玩。

[7]曳缟(ɡǎo)：披着丝织长衣。

[8]乖迕(wǔ)：违背。

[9]渫(xiè)：分散。

[10]复卒：免除兵役。

[11]仞(rèn)：长度单位，周制八尺，汉制七尺。

翻译 #

圣明的君主在位百姓就不会受冻挨饿的原因，并不是因为圣明的君主能亲自种粮食以供百姓吃食，亲自织布以供百姓穿戴，而是因为他能够开发天下百姓的增产生财之道啊。因此，尧、禹的时代虽然曾经有过连续九年的水灾，商汤时虽然曾经发生过连续七年的旱灾，可是国内却没有饿死饿瘦的人，这是因为积蓄的粮食丰足，事先就有所准备啊。

当今四海之内皆为一国，土地之广大、人口之众多并不亚于禹、汤的时代，加上没有连年的天灾水旱，但积蓄的粮食却不及禹、汤的时代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土地尚有未被开发的余利，民众尚有未被开发的余力，能生产粮食的土地还没有完全开垦，山林湖沼的资源还没有全部开发出来，游荡求食的民众还没有全部回乡务农。老百姓贫困，那么奸诈邪恶就会滋生。贫因是由于物产不丰足导致的，而物产不丰足是由于不务农产生的，不务农就不能安居乡土，不安居乡土就会轻易地离开家乡。要是百姓像鸟兽一样随处觅食，即使有很高的城墙、很深的护城河、严厉的法令、严酷的刑罚，也是不能禁止他们的。

人受寒挨冻的时候，不是要等到有既轻又暖的衣服才穿；忍饥挨饿的时候，就不会奢求食物的甜美可口。饥寒交迫，就会不顾廉耻。一天吃不上两顿饭就会饥饿，整年都做不上衣服就会受冻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如果腹中饥饿而得不到食物，身上寒冷而得不到衣服，即使是慈母也不能保全她的儿子，君主又怎能在这种情况下保有他的人民呢？圣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使百姓致力于农桑，减轻他们的赋税，增加粮食的储备，以充实仓廪、防备水旱之灾，因此而能够保有人民。

对于百姓，全在君主如何管理和引导他们，他们追求利益，就像水总是往低处流一样，不选择东西南北。珠玉金银，饥饿时不能当食物吃，寒冷时不能当衣服穿，然而大家之所以珍视它，这是因为君主重视它们。这类东西轻便微小，易于收藏，拿在手里，就能遍行海内而无饥寒之忧。它们能使臣子轻易地背叛他的君主，民众轻易地离开他们的家乡，盗贼有了为之铤而走险的东西，逃亡的人则得到了便于携带的资财。粮食布匹，从地里生产出来，按季节成长，靠人力收获，不是在一天内能完成的。几石重的粮食，连中等体魄的人都挑不起来，所以不能成为奸邪之人贪求的东西，但一天得不到，饥饿寒冷就会接踵而至。因此圣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珠宝。

当今五口人的一般农民家庭，成员为公家服役的不少于两人，所能耕种的田地不超过百亩，百亩田地的收获不过百石。春天耕种，夏天锄草，秋天收获，冬天贮藏，还得伐薪砍柴，修缮官署，供给徭役。春天不能避风沙，夏天不能避暑热，秋天不能避阴雨，冬天不能避寒冻，一年四季没有空闲日子可以休息；其间又有迎来送往、吊丧探病、抚养孤老、养育幼儿等诸多事情需要操持。农民已经是如此辛勤劳苦，还要再遭受水旱之灾，应付紧急的政令、暴虐的管制；赋税征敛常常没有定时，早上下达的命令常常是傍晚就要更改。此种形势下，手中有粮的人往往半价出卖以应急用，无粮的人不得不去借取几倍利息的高利贷，于是就有了卖掉田地房屋，甚至卖掉子孙来还债的人。而那些商人中间，资金多的就囤积居奇，放高利贷以成倍地赚取利息；资金少的就坐在集市上贩卖商品，投机取巧，获取高额利润。他们每日游逛于都城集市之上，利用官府的紧急需求，成倍地翻升所卖物品的价格。所以这些人中男人不耕田种地，女人不养蚕织布，但穿的一定是有纹饰华彩的衣服，吃的一定是精米肉食；没有农民的劳苦，却有田间的收获。他们凭借自己的雄厚财富，结交王侯，势力超过官吏，并且常常因为利益而互相倾轧。在他们进行路程长达千里的游览过程中，华贵的衣冠和华丽的伞盖前后呼应，此起彼伏，他们乘的是坚固的车子，骑的是肥壮的马匹，脚踏着丝鞋，身披着绸衣。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，农民流离失所的原因。如今法律把商人看得很卑贱，但商人已经富贵起来了；法律尊重农民，可农民已经变得贫贱了。世俗所尊崇的，正是君主所鄙视的；官吏所瞧不起的，正是法律所尊重的。这样上下颠倒，尊崇的和轻贱的相违背，却想使国家富足、法律有效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所以当今的要务，没有比促使百姓从事农业更重要的了。要想使老百姓从事农业，关键在于重视粮食；使粮食得到重视的方法，在于让老百姓用粮食来求赏免罚。现在应该号召天下人向地方官府交纳粮食，让他们可以因此而得到爵位，可以因此而赎免罪行。这样，富人得到爵位，农民则有了钱财，粮食也可以分散到有用的地方去。能通过交纳粮食来得到爵位的人，都是富裕的人；向富裕的人索取粮食，以供朝廷使用，那么贫民的赋税可以得到减少。这样做正是所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，政令发出就能使百姓得益的事情啊！顺应人民的意愿，好处有三方面：一是主上的费用充足，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，三是农业生产受到鼓励。按照现行的法令：百姓能出一匹驾车的战马的，可以免除三人的兵役。驾车的战马，是国家的军事装备，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。神农氏的教导说：“有七八丈高的石头城，有百步宽、充满沸水的护城河，有带甲的士兵百万，如果没有粮食，也是不能守住的。”由此看来，粮食，是帝王最重要的物资，是施行政治要致力的头等大事。让百姓交纳粮食换取爵位，爵位高到五大夫以上，才能免除一个人的兵役，这同交纳战马受到的益处相差太远了。封爵位，是帝王专有的权力，出于皇上之口而没有限制；粮食，是百姓种出来的，可以从地里不断地生产出来。取得较高的爵位与免除罪罚，都是人们非常渴望的事情，如果让天下的人都向边境交纳粮食，用来换得爵位、免除罪罚，不用三年，边塞的粮食就一定很多了。

解读 #

对“贵粟”之利和“轻农”之害的对比贯穿了全文，并透过古和今、金银珠宝和粟米布帛、农夫的勤苦和商人的安逸等多个对比，让人意识到“贵粟”在社会各个层面上的好处。此文通篇逻辑严密，文字也很有感染力，体现了晁错严峻尚实的质朴特色。